陈玉宇:从四方面思考深圳和中国的增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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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20-11-19 10:31作者:陈玉宇

来源:新浪财经

  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

  最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是麦克克劳斯基写的。她认为经济学家有四个基本的方法:1.给大家呈现事实和证据;2.运用逻辑;3.隐喻,比如说写一个经济学的数理模型;4.故事。


  很多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经济学的研究活动穿插着这四部分。大家往往想知道未来怎么样。社会对经济学家也很期待,房价会怎么样、汇率会怎么样,未来该怎么办?有些经济学家坚信他们知道,所以就侃侃而谈。但事实上,如果作为普通人能知道的,经济学家也会知道,所以没有什么神秘之处。原则上普通人不知道的,经济学家其实也不知道。经济学家无意中靠着四部分:事实,逻辑,隐喻和故事,来获得影响力。鉴于这样的认识,我感觉有必要谦虚点。对于深圳和中国的增长,我从四方面思考。

  **,有哪个事实让我绞尽脑汁。为了致敬特区40年,其实也可以说是思考全球化40年、思考改革开放40年。我们最主要的应该思考什么事实。

  第二,造成过去40年的巨大变化、动力、源泉是什么?如果我们对此有所知道,可以对未来有一些参考的内容。

  第三,这40年造成什么样的后果,中国GDP翻了将近20倍。这种伟大的成功和巨变,创造出什么新问题?中国和全世界今日面临的很多问题,并非老问题没有解决好,而是这四十年伟大的成功和变化诱发的新问题。

  最后,在各位嘉宾的卓见下,强调一下,就是前途何在。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,说几句故事和隐喻。


  中国式”高增长,是极其罕见的事

  先看基本事实。总书记在40周年大会上说,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.7亿元增至2019年的2.7万亿元,年均增长20.7%。如果粗略测算一下,名义值增长了1万倍。于是有一个很负责任的记者用这个增长速度计算一下,发现只有1600倍,离1万倍有点远。其实呢,总书记谈论的是真实增长率而非名义增长率。1980年2.7亿,不能用2.7亿来看,它相当于今天的17亿,17亿跟2.7万亿之间差了1000多倍。所以,过去40年,深圳真实增长了1600-1700倍,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。从小村子,成长为中等经济体的规模,2.7万亿的经济体。

  深圳在过去40年保持了极高增速,整个中国也保持了高速度。有必要看看过去四十年,世界各国真实增长速度的分布,作为我们思考的事实。

  我们要思考的是,在过去40年时间里面,有大约70个国家平均人均GDP增长速度处在1%到2%之间的。处在2-3%的人均增长速度的国家是20-30个,美国属于2-3%之间。处在3-5%的国家有20个。超过5%的国家只有两个,其中一个就是中国,在8.0%左右。处在0-1%的微弱正增长区间的国家有30个。有另外20个国家40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负的。

  所以,我提醒大家一件事,这四十年来,“中国式”高增长,是极其罕见的事儿,而我们的高速增长,持续了40年。对于中国来说,我们习惯了高增长,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,只要政府干“十四五”规划,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,光华培养一些管理学生,那就有了。其实,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为什么有40年的高增长,没有共识和答案。全球在40年增长分布,美国为什么有2-3%的增长大家会分析,但是没有人搞清楚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持续40年有8%的人均GDP增长。

  另外要注意的事实是,中国的快速增长发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。在过去40年,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快于同时期全球GDP增长速度,接近GDP增速的两倍。因此,我们看到1978年的时候,全球出口占全球GDP的多少呢?5%左右。到去年是27%左右。中国快速增长也发生在这个环境里面,1978年中国出口占GDP6%,到2008年达到35%,然后回落到去年出口占GDP之比为17%。其实大家应该思考一下,最近十年的变慢的原因。

  过去四十年,全球增长速度是工业革命200年以来**的时期。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一些,尤其是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。还有一些贫穷的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,但是没有经济停滞,依然保持1-1.5%的增长,也意味着你去看非洲贫穷国家,40年下来,人均收入也翻一番,或者是接近一番。因此这个世界在过去4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  企业家的独特与经济的高增长

  是“孪生一对

  增长的源泉何在呢?“中国式”高增长的源泉何在呢?搞清楚这个问题,我们才会在未来有明智的选择。

  发达国家的增长力源泉:研发开支、前沿技术进步,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法制、市场经济,他们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前沿技术的突破速度。这是发达国家的故事,增长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,来自于技术的突破。

  发展中国家呢?有相当比例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受益于全球化。1988到2008的20年时间里面,全球有35亿人,真实收入涨了70%。这在20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变化。这当然包括中国人、还有印度人、越南、印尼和马来西亚。这些增长的来源于什么呢?答案是开放与自由贸易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,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市场,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机会、获得了打工的机会、获得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,这是过去发生的事实。这个事实该怎么理解呢?首先,国际贸易在经济上的表现,更像是一种新技术。你出口棉花,换回了汽车,这可以类比于你发明了利用棉花生产汽车的技术。更重要的,在国际贸易当中,一定存在着知识和技术的扩散,国际贸易本身也是技术,国际贸易还会带来竞争,竞争会带来创新。

  国外经济学家一看中国,就不理解为何如此长时间持续如此高速度的增长,但是又想探索,他们有的把中国称为“国家资本主义”,也有说是各个省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升官而发展地方经济。可是这些特征,国家与企业家的结合,企业家“寻租”,其他很多国家也有,比如俄罗斯。但他们并没高增长。

 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,我的故事是观察过去四十年中国和深圳的变化。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法制、宏观政策、投资研发的支出、技术创新。可是这些方面,我们在过去四十年,都不怎么样,都在不断地改进中,其水平都不如今日。可是从70年代末我们就不断有高增长,这很令人费解。

  我感觉故事在中国创造出成长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群体。中国拥有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群体,这个企业家群体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因素,也包括对发财致富的向往、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逐。他每天不是讲究消费,他渴望成功,地位甚至炫耀。他们也许对财富的数字本身感到兴奋,这是他们的动力来源,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文化,也是很多其他国家企业家具备的特质。

  八九十年代中国有一个罪名是投机倒把,多少人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做企业家,90年代末之后修改《刑法》才把这个罪名去掉。我认为在那个时期,按照增长理论的教科书,我们什么高增长的条件都不具备。

  看来故事的核心情节在于中国产生了一群有领导力、想发财致富的,又有模仿、学习、探索能力的企业家,这波企业家是过去40年中国诞生的非常独特的群体。企业家的独特,才和中国的令人讶异的高增长,是“孪生的一对”。

  不过问题仍在。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如何不断地找到市场需求,不断地提升生产品质,不断地带来效率的提高,而非像其他体制法制不健全的国家,富人们只是千方百计寻租,而非促进经济的进步。我在思考这些问题,还没有答案。去理解什么人成为了企业家,这些企业家为何在制度环境、法治环境、市场水平都比较不发达时候,保持了高增长。


 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:

  贫富分化与新兴市场七国

  谈论一下这40年无论深圳的伟大成功,还是中国的伟大成功,还是全球35亿人的成功造成的一个结果——就是贫富的分化,收入的不平等。这是此时此刻,我们的世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。

  两个数据:美国1980-2014年,人均GDP增长了60%多。但是,最穷的50%的美国人真实收入增长了1%,在过去30多年,所以,因为这样的两极化,美国就发生了今天这样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巨变。中国总的GDP增长了20倍,TOP10%阶层收入增长了50倍,最穷10%阶层的人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,虽然人人受益,但收入差距确实拉大了很多。这些是四十年伟大的经济成功创造出来的新问题。

  从全球来看,大家批评的民粹主义也好,大家很讨厌的乌合之众也好,其根源都来自这样收入不平等的巨大变化,来自经济结构的变化。未来,我们要应对这些问题。事实上很难,造成收入两极化,原因在于:技术进步方向,劳动技能,劳动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国际贸易等。

  最后,谈一下我怎么看待未来的前途?一句话,未来三十年世界的主角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七国。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不足40%,按照我的同行的预测大概到2050年,E7国家即新兴国家占GDP比重将接近65%左右。发达国家G7的比重将会被挤掉三分之一。

  大湾区是过去中国成功的根源之一,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根源。大湾区正对面是未来世界第四大经济体(印度尼西亚),左边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(菲律宾,一亿人口),右边是越南,越南被OECD预测为未来30年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,平均速度将达到5%,也将近1亿人口;还包括印尼、孟加拉,不在这个区域的就是墨西哥、巴西。

  所以,这就是我致敬40年的一些思考。我核心的想法就是要讲中国故事,中国故事是一个变化的故事,如果有一个没有变的因素,就是中国从无到有成长起来的,从种地脚上踩着牛粪的农民和普通市民,变成了今天具有了世界影响的企业家的群体。这个群体的精神变成了这个社会的精神和共识,把这个群体的精神继续变成社会的文化精神,变成习惯,我认为未来三四十年是有希望的。我所讲述的中国经济的故事是关于企业家的,是关于商业文化得以产生并传播的。

  我们要继续过去四十年的成功,就一定需要不断地因地制宜,做正确的事情。我们有很多任务需要去推进和完成。这些任务包括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问题;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;建立强大的国家政府能力,而非庞大的政府;从贸易、投资到商业规则,与全球更深入的融合问题。

  道路曲折,任重道远。我就讲这么多,谢谢大家。

  本文来源于北大光华大湾区发展论坛上的讲话。

  (本文作者介绍: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,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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